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绿色金融背景下我国碳达峰和碳中和路径 关于碳达峰碳中和意义的思考,供大家参考。
绿色金融背景下我国碳达峰和碳中和的路径
摘要：本文从气候变化的后果和实现碳中和的重要意义入手，分析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的五
大支柱与碳中和带来的投资机遇和金融风险，并对如何完善绿色金融政策体系、落实碳达
峰和碳中和“30·60目标”进行了探讨。
碳中和与气候危机
英国科学家对过去几十万年全球碳排放的轨迹模拟，结果显示，过去一百年间全球的碳排
放大幅上升（图1）。碳排放上升引发了气候变化，主要表现为气温的上升。过去百年间，北极附近的气温上升了约4摄氏度，全球平均气温则上升了1摄氏度左右。气候变化的主
要原因是人类大量燃烧包括煤炭、石油等在内的化石能源产品。过去百年间，人类燃烧化
石能源产品的量增加20倍（图2），自然伴随着二氧化碳的大量排放，进而导致了全球气候变化。
气候变化的后果至少包括以下方面。一是干旱。据科学家预测，如果气候变化的趋势不变，到2060年，全世界许多地方会出现严重干旱，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粮食生产大幅下降，可
能导致饥荒和大量人口成为难民。二是海平面上升。气候变暖以后，南北两极的冰川都会
融化，例如格陵兰岛冰川现在正以每秒1万吨的速度融化，两极冰川融化导致海平面上升，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湾区的近海城市都可能被淹没。有些科学家预测，海平面上升几
米会导致全球10亿的气候难民，沿海地区的居民都会无家可归。三是自然灾害频发，包
括台风、飓风、水灾等。以水灾为例，水灾强度和频率的变化所导致的受灾人口，2100年可能会比现在上升5倍。
中国在全球碳排放中起什么作用？中国现在是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碳排放占全球碳排放
总量的30%，相当于美国和欧盟之和（图3）。在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碳中和目标之前，
全球已有近30个国家和100多个城市宣布碳中和目标，而且这100多个城市中有37个来
自发展中国家（表1），很多发展中国家收入水平较低（图4）。
2020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上向全世界承诺，中国要在2030年之前碳达峰，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这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中的里程碑事件，是中国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巨大贡献，它会拯救人类所生存的地球。
2014—2015年，人民银行在开始研究绿色金融体系的必要性时，主要考虑在于，绿色产业的发展不能光靠政府来投资，因为根据估算，每年环保节能、清洁能源、绿色交通、绿色
建筑等领域需要的绿色投融资在4万亿元左右，政府只能支持10%左右的资金，还有90%
必须要靠社会资本。社会资本谁来动员？靠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所以绿色金融体系非常
重要，是为绿色发展融资的重要渠道。
2015年9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第一次正式
提出要建立绿色金融体系。2016年8月31日，人民银行等七部委发布《关于构建绿色金
融体系的指导意见》（银发[2016]228号），共35条内容，可以归纳为四大支柱（表2）。
一是要有界定标准。什么叫“绿色”得讲清楚，这样才能够防止“洗绿”。二是要有环境
信息披露。要披露绿色项目到底达到了什么样的环境效果，比如减了多少二氧化碳、二氧
化硫、氮氧化物等，要向资本市场披露。三是要有激励机制。有些绿色项目还不是很赚钱，但是因为具有环境效益，需要鼓励，所以政府监管部门必须拿出激励机制，提高项目的利润，从而使社会资金愿意参与。四是要有绿色金融产品体系。2014年之前，我国还没有“绿色金融产品体系”的概念，“绿色金融”其实就只有“绿色信贷”一个产品。后来发现，仅有一个产品是不够的，因为不同金融机构的偏好不同，不同融资主体需要的融资类
型也不同——有些需要短期，有些需要长期，有些需要能够承担风险的资金，有些不需要
资金、只需要用于风险管理的一些保险产品等，所以需要一个产品体系——包括各种各样
的金融产品，来满足绿色实体经济的需要。
具体来看四大支柱的内容。
界定标准。现在有三套界定标准。第一套是2013年原银监会发布的《绿色信贷统计标准》，早期是12类，现在变成了更多的类别。第二套是2015年12月绿金委发布的《绿
色债券项目支持目录》，是绿色金融债的一个指引，发布次年就启动了中国的绿色债券市场。第三套是发展改革委等七部委2019年发布的《绿色产业目录》，较前两套更为细致，共有6大类别、30个二级分类、221项绿色产业内容，可操作性较强。国际上也有很多，
包括国际资本市场协会（ICMA）的《绿色债券原则》，现在国际发行绿色债券基本上要遵
循这一原则。欧盟近几年也在研究可持续金融分类标准，即将通过立法，成为欧盟官方绿
色金融标准。
环境信息披露。早在2017年，原环保部就要求重点排污企业强制披露环境信息。《关于
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分工方案明确提出，到2020年底，监管部门需出台对上
市公司和发债企业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要求。深圳走得比较靠前，2020年已经出台了《深圳经济特区绿色金融条例》，要求金融机构在2022年和2023年强制性披露环境信息，这
些地区性法规内容可能会变成未来主流。国际上，英国监管部门已经要求到2025年所有
金融机构必须按照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CFD）的要求披露气候相关信息，所以
信息披露是大势所趋。发行人具体需要披露什么内容？以早期浦发银行发行绿色债券为例，所节约的能耗以及降低的二氧化碳和氨氮排放等指标的具体数字都要披露（表3）。
激励机制。第一类是央行从2 0 1 7年开始推行的绿色宏观审慎评估（MPA），将银行的
“绿色表现”，尤其是绿色信贷增长率、绿色信贷比重纳入评估，以此鼓励银行增加绿色
信贷。第二类是绿色再贷款，央行可以通过商业银行为绿色项目提供较低成本的资金。此
外在地方政府层面，有一些对绿色项目的贴息、担保等，在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效果
明显。
绿色金融产品体系。
国际合作也可认为是第五支柱。我国在绿色金融方面的国际合作始于2016年，作为主席
国牵头组建了二十国集团（G20）绿色金融研究小组，推动绿色金融成为全球共识。2017
年12月由八国央行
碳中和为金融业带来的机遇与风险
机遇来自何处？以重庆为例，碳中和（净零）路径与基准路径之间存在巨大差别，方向甚
至完全背离（图5），因此涉及的新的投资需求巨大，尤其是在低碳、零碳领域。具体而言，首先是能源领域——这是最核心的。能源必须全部绿色化，以后所有排碳能源都不能
再存在，包括在没有碳捕捉技术情况下，不能再用煤炭、石油或天然气来发电。目前的短
期估算是未来五年光伏和风能新装机每年或超过100GW，比上一个五年计划要多出一倍。
其次是电动车销售，年均销售增速或达35%甚至40%以上。因为以后交通运输领域碳中和
要靠全部电气化，燃油车将逐步被淘汰。而氢能作为清洁能源和储能方式或将经历爆发式
增长。
最后，建筑也是一个非常广阔的领域，占全球能耗和碳排放的40%左右。建筑业如何实现
零碳？以作为北京零碳示范建筑的中国建筑研究院为例，通过合理的设计和改造就能够使
建筑的碳排放下降80%，最后再用4块光伏板发电消除了因建筑内部用电而产生的剩余20%碳排放，而每平方米成本只增加了大概1 000元，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可以预计，此类零
碳示范园区将在各地广泛建立。
碳中和愿景下的风险又将位于何处？所有当前投资的高碳产业都可能成为金融风险的来源，包括煤炭采掘、煤电、石油、天然气、钢铁、水泥、化工等。一方面海平面上升等物理风
险可能毁坏财产，对投资产生负面影响。另一方面转型是更大的风险，而转型过程中会大
幅削减对传统能源，如煤电、石油和天然气等的需求，因此所有相关产业收入会快速下降，同时成本可能上升——因为政府会采取措施，让企业承担更多碳排放的成本。因此，这些
企业的利润率会大幅下降，甚至面临亏损，进而演变成对银行的坏账、对债券的违约或对
股权投资者估值的下降。
央行与监管机构绿色金融网络（NGFS）在2020年9月发布关于环境风险分析（ERA）的两
份重要文件——《环境风险分析综述》和《环境风险分析方法案例集》，汇编了全球范围
内包括银行、保险、基金公司等金融机构所使用的量化气候和环境因素所导致金融风险的
模型和方法，共三十多个案例。有些国家的央行已经做了这种气候和环境风险的分析。如
英格兰银行估算，在极端情况下气候变化将导致43万亿美元的资产损失；荷兰央行则指出，11%的银行资产面临较大的气候风险。英国咨询公司Vivid Economics对几个主要上
市板块的估值判断表明，要达到控制温升不高于2摄氏度情景，也就是《巴黎协定》规定
的碳中和情景，煤炭采掘业的估值可能会下降70%—80%，石油、天然气行业可能会下降30%—40%，而对新能源而言则是一个正向、积极的影响。据欧洲研究机构2DII智库
笔者牵头的清华绿色金融中心开发的转型风险模型研究了中国煤电企业在几种转型因素影
响下可能发生的违约率变化。模型考虑了未来十年中的五大转型因素：
第一，碳中和背景下，未来对煤电的需求大幅下降，煤电企业营业收入因此下降。
第二，新能源成本已经不断下降，未来还会因为技术进步的原因继续快速下降，煤电价格
会被迫下降，煤电企业营业收入因此下降。
第三，碳价格上升，使得许多煤电企业将用更高的价格购买碳配额，成本提高。按照世界
银行的估算，中国的碳价可能要上升10倍，而未来几年，多数煤电企业会被纳入碳交易
系统，因此要支付更多的资金购买碳配额。
第四，上述原因导致煤电企业财务状况恶化，信用评级下调，融资成本上升，甚至融不到
资金。
第五，银行或金融监管部门考虑提高棕色资产的风险权重，从而进一步提高融资成本。
完善政策体系，落实碳中和目标
面对我国承诺在2030年前碳达峰和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未来需要对我国现有绿色
金融政策体系进一步完善，具体建议如下。
以碳中和为约束条件，修订绿色金融界定标准。前文所述界定标准，我国的绿色信贷和绿
色项目目录中还包括了一些高碳项目。如清洁煤炭项目，虽然可以降低PM2.5等污染物排放，改善空气质量，但反而会增加二氧化碳排放，与碳中和的目标矛盾。类似这样的项目，未来要在绿色金融的界定标准中剔除。在绿色金融标准修订和完善过程中，应当坚持“无
重大损害原则”（Do No Significant Harm），即不对气候变化等主要可持续发展目标造
成显著损害。
金融机构跟踪和披露跟气候相关的信息。我国现在虽然也有一些绿色信贷的披露要求，但
并未披露碳排放量和碳强度的变化情况，而后者是国际上的一个大趋势。以英国投资机构AVIVA为例，它将资产组合中每年的碳强度（或称“碳足迹”）变化情况披露出来。未来
中国的金融机构也会面临这样的披露要求，包括计算、披露高碳资产的风险敞口。
要求金融机构开展环境和气候风险分析（ERA）。未来，金融机构必须估计和披露环境与
气候风险。市场不会因为某个金融机构的分析和披露这些风险而看空这个机构；相反，不
了解风险、不披露风险，反而是更大的风险。
强化对低碳投融资的激励机制。过去也有一些激励机制，但是很多方面还需要加强。一是
建议央行设立更大规模支持低碳项目的再贷款机制，每年要在数千亿元的数量级。二是将
较低风险的绿色资产纳入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借款的合格抵押品中，凭借绿色资产，商业
银行可以在央行借到较低成本的资金。三是要重新将银行绿色表现纳入MPA考核，中期应
将银行资产的碳足迹纳入MPA考核。四是监管部门应考虑降低绿色资产风险权重，提高高
碳资产风险权重。五是外汇局和主权基金作为国家投资机构，应开展ESG投资，带头做好
绿色基金管理人。此外，地方政府层面也应加大对低碳项目担保、贴息和基金的支持力度，支持力度可与项目的碳强度和碳足迹挂钩。
绿色金融的五大支柱
碳中和会给金融业带来什么样的机遇和挑战？近期有一些研究报告给了一些启示。清华大
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牵头的《中国长期低碳发展战略与转型路径研究》报告提
出了四种情景构想，其中实现1.5摄氏度目标导向转型路径下需累计新增投资约138万亿
元人民币，超过每年GDP的2.5%。笔者2019年牵头的《重庆碳中和目标和绿色金融路线图》课题报告估算，如果重庆市要实现碳中和，未来三十年内累计需要低碳投资8万多亿
元人民币，还有一些与碳减排不直接相关的环保类绿色投资（如污水、固废、空气等）需
要5万亿元左右，那么绿色低碳投资总规模将在13万亿元左右。重庆GDP规模占全国比
重约1/40，假设将重庆算作是中国的典型缩影，那全国的绿色低碳投资需求将在数百万亿元级别。中国投资协会和落基山研究所（2020）也在可再生能源、能效、零碳技术和储能
技术等七个技术领域估计，在碳中和愿景下，这些领域需要70万亿元人民币投资。这些
对金融机构而言都是机遇。
基于上述五大原因，对中国三家典型煤电企业的数据分析表明，在碳中和情景下，需求下降、价格竞争加剧、融资成本上升会使中国样本煤电企业的违约概率从2020年的3%左右
上升到2030年的22%左右。目前，全球已经有100家大型金融机构正式宣布限制或者完全退出煤电投资，中国的金融机构不可避免地也得考虑这样的选项。当然这只是煤电行业的
例子，实际上所有高碳行业都面临类似风险，需要仔细量化分析。
重新将银行绿色表现纳入MPA考核，中期应将银行资产的碳足迹纳入MPA考核。四是监管
部门应考虑降低绿色资产风险权重，提高高碳资产风险权重。
近期，中欧联合发起可持续金融标准工作组，旨在将中国和欧洲的可持续金融或者绿色金
融标准一致化，力争在2 0 2 1年中推出共同标准文本，从而解决跨境绿色交易双重认证、透明度和交易成本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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