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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音乐剧的发展与现状中国音乐剧的发展现状3篇
中国音乐剧的发展与现状中国音乐剧的发展现状篇1
中国音乐的发展史
远古时期 中华民族音乐的启蒙时期早于华夏族的始祖神轩辕黄帝两千余年。距今六千七百年至七千余年的新石器时代，先民们可能已经可以烧制陶埙，挖制骨哨。这些原始的乐器无可置疑地告诉人们，当时的人类已经具备对乐音的审美能力。
新石器时代的骨哨 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出土，长6～10厘米 （图片/艺术数据网）
远古的音乐文化根据古代文献记载具有歌、舞、乐互相结合的特点。葛天氏氏族中的所谓“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的乐舞就是最好的说明。当时，人们所歌咏的内容，诸如“敬天常”、“奋五谷”、“总禽兽之极”反映了先民们对农业、畜牧业以及天地自然规律的认识。这些歌、舞、乐互为一体的原始乐舞还与原始氏族的图腾崇拜相联系。例如黄帝氏族曾以云为图腾，他的乐舞就叫做《云门》。关于原始的歌曲形式，可见《吕氏春秋》所记涂山氏之女所作的“候人歌”。这首歌的歌词仅只“候人兮猗”一句，而只有“候人”二字有实意。这便是音乐的萌芽，是一种孕而未化的语言。 夏、商时期 夏商两代是奴隶制社会时期。从古典文献记载来看，这时的乐舞已经渐渐脱离原始氏族乐舞为氏族共有的特点，它们更多地为奴隶主所占有。从内容上看，它们渐渐离开了原始的图腾崇拜，转而为对征服自然的人的颂歌。例如夏禹治水，造福人民，于是便出现了歌颂夏禹的乐舞《大夏》。夏桀无道，商汤伐之，于是便有了歌颂商汤伐桀的乐舞《大蠖》。商代巫风盛行，于是出现了专司祭祀的巫（女巫）和觋（男巫）。他们为奴隶主所豢养，在行祭时舞蹈、歌唱，是最早以音乐为职业的人。奴隶主以乐舞来祭祀天帝、祖先，同时又以乐舞来放纵自身的享受。他们死后还要以乐人殉葬，这种残酷的殉杀制度一方面暴露了奴隶主的残酷统治，而在客观上也反映出生产力较原始时代的进步，从而使音乐文化具备了迅速发展的条件。 据史料记载，在夏代已经有用鳄鱼皮蒙制的鼍鼓。商代已经发现有木腔蟒皮鼓和双鸟饕餮纹铜鼓，以及制作精良的脱胎于石桦犁的石磐。青铜时代影响所及，商代还出现了编钟、编铙乐器，它们大多为三枚一组。各类打击乐器的出现体现了乐器史上打击乐器发展在前的特点。始于公元前五千余年的体鸣乐器陶埙从当时的单音孔、二音孔发展到五音孔，它已可以发出十二个半音的音列。根据陶埙发音推断，我国民族音乐思维的基础五声音阶出现在新石器时代的晚期，而七声至少在商、殷时已经出现。
鼍鼓 1980年出土于山西临汾地区襄汾县陶寺 （图片/西安钟鼓楼网）
西周、东周时期 西周和东周是奴隶制社会由盛到衰，封建制社会因素日趋增长的历史时期。西周时期宫廷首先建立了完备的礼乐制度。在宴享娱乐中不同地位的官员规定有不同的地位、舞队的编制。总结前历代史诗性质的典章乐舞，可以看到所谓“六代乐舞”，即黄帝时的《云门》，尧时的《咸池》，舜时的《韶》，禹时的《大夏》，商时的《大蠖》，周时的《大武》。周代还有采风制度，收集民歌，以观风俗、察民情。赖于此，保留下大量的民歌，经春秋时孔子的删定，形成了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它收有自西周初到春秋中叶五百多年的入乐诗歌一共三百零五篇。 《诗经》中最优秀的部分是“风”。它们是流传于以河南省为中心，包括附近数省的十五国民歌。此外还有文人创作的“大雅”、“小雅”，以及史诗性的祭祀歌曲“颂”这几种体裁。就其流传下来的的文字分析，《诗经》中的歌曲可概括为十种曲式结构。作为歌曲尾部的高潮部分，已有专门的名称“乱”。在《诗经》成书前后，著名的爱国诗人屈原根据楚地的祭祀歌曲编成《九歌》，具有浓重的楚文化特征。至此，两种不同音乐风格的作品南北交相辉映成趣。 周代时期民间音乐生活涉及社会生活的十几个侧面，十分活跃。世传伯牙弹琴，钟子期知音的故事即始于此时。这反映出演奏技术、作曲技术以及人们欣赏水平的提高。古琴演奏中，琴人还总结出“得之于心，方能应之于器”的演奏心理感受。著名的歌唱乐人秦青的歌唱据记载能够“声振林木，响遏飞云”。更有民间歌女韩娥，歌后“余音绕梁，三日不绝”。这些都是声乐技术上的高度成就。
元代王振鹏《伯牙弹琴图》，绢本水墨，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周代音乐文化高度发达的成就还可以1978年湖北随县出土的战国曾侯乙墓葬中的古乐器为重要标志。这座可以和埃及金字塔媲美的地下音乐宝库提供了当时宫廷礼乐制度的模式，这里出土的八种124件乐器，按照周代的“八音”乐器分类法（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几乎各类乐器应有尽有。其中最为重要的64件编钟乐器，分上、中、下三层编列，总重量达五千余公斤，总音域可达五个八度。由于这套编钟具有商周编钟一钟发两音的特性，其中部音区十二个半音齐备，可以旋宫转调，从而证实了先秦文献关于旋宫记载的可靠。曾侯乙墓钟、磐乐器上还有铭文，内容为各诸侯国之间的乐律理论，反映着周代乐律学的高度成就。
曾侯乙编钟是我国现存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一套大型编钟 （图片/中国文化网）
在周代，十二律的理论已经确立。五声阶名（宫、商、角、徵、羽）也已经确立。这时，人们已经知道五声或七声音阶中以宫音为主，宫音位置改变就叫旋宫，这样就可以达到转调的效果。律学上突出的成就见于《管子——地员篇》所记载的“三分损益法”。就是以宫音的弦长为基础，增加三分之一（益一），得到宫音下方的纯四度徵音；
徵音的弦长减去三分之一（损一），得到徵音上方的纯五度商音；
以次继续推算就得到五声音阶各音的弦长。按照此法算全八度内十二个半音（十二律）的弦长，就构成了“三分损益律制”。这种律制由于是以自然的五度音程相生而成，每一次相生而成的音均较十二平均律的五度微高，这样相生十二次得不到始发律的高八度音，造成所谓“黄钟不能还原”，给旋宫转调造成不便。但这种充分体现单音音乐旋律美感的律制一直延续至今。
秦、汉时期 秦汉时开始出现“乐府”。它继承了周代的采风制度，搜集、整理改变民间音乐，也集中了大量乐工在宴享、郊祀、朝贺等场合演奏。这些用作演唱的歌词，被称为乐府诗。乐府，后来又被引申为泛指各种入乐或不入乐的歌词，甚至一些戏曲和器乐也都称之为乐府。汉代主要的歌曲形式是相和歌。它从最初的“一人唱，三人和”的清唱，渐次发展为有丝、竹乐器伴奏的“相和大曲”，并且具“艳——趋——乱”的曲体结构，它对隋唐时的歌舞大曲有着重要影响。 汉代在西北边疆兴起了鼓吹乐。它以不同编制的吹管乐器和打击乐器构成多种鼓吹形式，如横吹、骑吹、黄门鼓吹等等。它们或在马上演奏，或在行进中演奏，用于军乐礼仪、宫廷宴饮以及民间娱乐。今日尚存的民间吹打乐，当有汉代鼓吹的遗绪。在汉代还有“百戏”出现，它是将歌舞、杂技、角抵（相扑）合在一起表演的节目。汉代律学上的成就是京房以三分损益的方法将八度音程划为六十律。这种理论在音乐实践上虽无意义，但体现了律学思维的精微性。从理论上达到了五十三平均律的效果。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由相和歌发展起来的清商乐在北方得到曹魏政权的重视，设置清商署。两晋之交的战乱使清商乐流入南方，与南方的吴歌、西曲融合。在北魏时，这种南北融合的清商乐又回到北方，从而成为流传全国的重要乐种。汉代以来，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西域诸国的歌曲已开始传入内地。北凉时吕光将在隋唐燕乐中占有重要位置的龟兹（今新疆库车）乐带到内地。由此可见当时各族人民在音乐上的交流已经十分普及了。这时，传统音乐文化的代表性乐器古琴趋于成熟，这主要表现为：在汉代已经出现了题解琴曲标题的古琴专著《琴操》。三国时著名的琴家嵇康在其所著《琴操》一书中有“徽以中山之玉”的记载。这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知道古琴上徽位泛音的产生。 当时，出现了一大批文人琴家相继出现，如嵇康、阮籍等，《广陵散》（《荆轲刺秦王》）、《猗兰操》、《酒狂》等一批著名曲目问世。南北朝末年还盛行一种有故事情节，有角色和化妆表演，载歌载舞，同时兼有伴唱和管弦伴奏的歌舞戏。这已经是一种小型的雏形戏曲。这一时期律学上的重要成就，包括晋代荀瑁找到管乐器的“管口校正数”。南朝宋何承天在三分损益法上，以等差迭加的办法，创立了十分接近十二平均律的新律。他的努力初步解决了三分损益律黄钟不能还原的难题。 隋、唐时期 隋唐两代，政权统一。特别是唐代，政治稳定，经济兴旺，统治者奉行开放政策，勇于吸收外域文化，加上魏晋以来已经孕育着的各族音乐文化融合打基础，终于萌发了以歌舞音乐为主要标志的音乐艺术的全面发展的高峰。 唐代宫廷宴享的音乐，称作“燕乐”。隋、唐时期的七部乐、九部乐就属于燕乐。它们分别是各族以及部分外国的民间音乐，主要有清商乐（汉族）、西凉（今甘肃）乐、高昌（今吐鲁番）乐、龟兹（今库车）乐、康国（今俄国萨马尔汉）乐、安国（今俄国布哈拉）乐、天（今印度）乐、高丽（今朝鲜）乐等。其中龟兹乐、西凉乐更为重要。燕乐还分为坐部伎和立部伎演奏，根据白居易的《立部伎》诗，坐部伎的演奏员水平高于立部伎。风靡一时的唐代歌舞大曲是燕乐中独树一帜的奇葩。它继承了相和大曲的传统，融会了九部乐中各族音乐的精华，形成了散序——中序或拍序——破或舞遍的结构形式。见于《教坊录》著录的唐大曲曲名共有46个，其中《霓裳羽衣舞》以其为著名的皇帝音乐家唐玄宗所作，又兼有清雅的法曲风格，为世所称道。著名诗人白居易写有描绘该大曲演出过程的生动诗篇《霓裳羽衣舞歌》。
唐代宫乐图 （图片/中国网）
唐代音乐文化的繁荣还表现为有一系列音乐教育的机构，如教坊、梨园、大乐署、鼓吹署以及专门教习幼童的梨园别教园。这些机构以严密的考绩，造就着一批批才华出众的音乐家。文学史上堪称一绝的唐诗在当时是可以入乐歌唱的。当时歌伎曾以能歌名家诗为快；
诗人也以自己的诗作入乐后流传之广来衡量自己的写作水平。在唐代的乐队中，琵琶是主要乐器之一。它已经与今日的琵琶形制相差无几。现在福建南曲和日本的琵琶，在形制上和演奏方法上还保留着唐琵琶的某些特点。受到龟兹音乐理论的影响，唐代出现了八十四调，燕乐二十八调的乐学理论。唐代曹柔还创立了减字谱的古琴记谱法，一直沿用至近代。
宋、金、元时期 宋、金、元时期音乐文化的发展以市民音乐的勃兴为重要标志，较隋唐音乐得到更为深入的发展。随着都市商品经济的繁荣，适应市民阶层文化生活的游艺场 “瓦舍”、“勾栏”应运而生。在“瓦舍”、“勾栏”中人们可以听到叫声、嘌唱、小唱、唱赚等艺术歌曲的演唱；
也可以看到说唱类音乐种类崖词、陶真、鼓子词、诸宫调，以及杂剧、院本的表演；
可谓争奇斗艳、百花齐放。这当中唱赚中的缠令、缠达两种曲式结构对后世戏曲以及器乐的曲式结构有着一定的影响。而鼓子词则影响到后世的说唱音乐鼓词。诸宫调是这一时期成熟起来的大型说唱曲种。其中歌唱占了较重的分量。 承隋唐曲子词发展的遗绪，宋代词调音乐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这种长短句的歌唱文学体裁可以分为引、慢、近、拍、令等等词牌形式。在填词的手法上已经有了“摊破”、“减字”、“偷声”等。南宋姜夔是既会作词，又能依词度曲的著名词家、音乐家。他有十七首自度曲和一首减字谱的琴歌《古怨》传世。这些作品多表达了作者关怀祖国人民的心情，描绘出清幽悲凉的意境，如《扬州慢》、《鬲溪梅令》、《杏花天影》等等。宋代的古琴音乐以郭楚望的代表作《潇湘水云》开古琴流派之先河。作品表现了作者爱恋祖国山河的盎然意趣。在弓弦乐器的发展长河中，宋代出现了“马尾胡琴”的记载。到了元代，民族乐器三弦的出现值得注意。在乐学理论上宋代出现了燕乐音阶的记载。同时，早期的工尺谱谱式也在张炎《词源》和沈括的《梦溪笔谈》中出现。近代通行的一种工尺谱直接导源于此时。 宋代还是我国戏曲趋于成熟的时代。它的标志是南宋时南戏的出现。南戏又称温州杂剧、永嘉杂剧，其音乐丰富而自然。最初是一些民间小调，演唱时可以不受宫调的限制。后来发展为曲牌体戏曲音乐时，还出现了组织不同曲牌的若干乐句构成一种新曲牌的“集曲”形式。南戏在演唱形式上已有独唱、对唱、合唱等多种。传世的三种南戏剧本《张协状元》等见于《永乐大曲》。 戏曲艺术在元代出现了以元杂剧为代表的高峰。元杂剧的兴盛最初在北方，渐次向南方发展，与南方戏曲发生交融。代表性的元杂剧作家有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白朴，另外还有王实甫、乔吉甫，世称六大家。典型作品如关汉卿的《窦娥冤》，《单刀会》，王实甫的《西厢记》。元杂剧有严格的结构，即每部作品由四折（幕）一楔子（序幕或者过场）构成。一折内限用同一宫调，一韵到底，常由一个角色（末或旦）主唱，这些规则，有时也有突破，如王实甫的《西厢记》达五本二十折。元杂剧对南方戏曲的影响，造成南戏（元明之际叫做传奇）的进一步成熟。出现了一系列典型剧作，如《拜月庭》、《琵琶记》等等。这些剧本经历代流传，至今仍在上演。当时南北曲的风格已经初步确立，以七声音阶为主的北曲沉雄；
以五声音阶为主的南曲柔婉。随着元代戏曲艺术的发展，出现了最早的总结戏曲演唱理论的专著，即燕南之庵的《唱论》，而周德清的《中原音韵》则是北曲最早的韵书，他把北方语言分为十九个韵部，并且把字调分为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种。这对后世音韵学的研究以及戏曲说唱音乐的发展均有很大的影响。
明、清时期 由于明清社会已经具有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萌芽，市民阶层日益壮大，音乐文化的发展更具有世俗化的特点。明代的民间小曲内容丰富，虽然良莠不齐，但其影响之广，已经达到“不问男女”，“人人习之”的程度。由此，私人收集编辑，刊刻小曲成风，而且从民歌小曲到唱本，戏文，琴曲均有私人刊本问世。如冯梦龙编辑的《山歌》，朱权编辑的最早的琴曲《神奇秘谱》等。明清时期说唱音乐异彩纷呈。其中南方的弹词，北方的鼓词，以及牌子曲，琴书，道情类的说唱曲种更为重要。南方秀丽的弹词以苏州弹词影响最大。 在清代，苏州出现了以陈遇乾为代表的苍凉雄劲的陈调；
以马如飞为代表的爽直酣畅的马调；
以俞秀山为代表的秀丽柔婉的俞调这三个重要流派。以后又繁衍出许多新的流派。北方的鼓词以山东大鼓，冀中的木板大鼓、西河大鼓、京韵大鼓较为重要。而牌子曲类的说唱有单弦，河南大调曲子等；
琴书类说唱有山东琴书，四川扬琴等；
道情类说唱有浙江道情，陕西道情，湖北渔鼓等，少数民族也出现了一些说唱曲如蒙古说书、白族的大本曲。 明清时期歌舞音乐在各族人民中有较大的发展，如汉族的各种秧歌，维吾尔族的木卡姆，藏族的囊玛，壮族的铜鼓舞，傣族的孔雀舞，彝族的跳月，苗族的芦笙舞等等。以声腔的流布为特点，明清戏曲音乐出现了新的发展高峰。明初四大声腔有海盐、余姚、弋阳、昆山诸腔，其中的昆山腔经由江苏太仓魏良甫等人的改革，以曲调细腻流畅，发音讲究字头、字腹、字尾而赢得人们的喜爱。昆山腔又经过南北曲的汇流，形成了一时为戏曲之冠的昆剧。最早的昆剧剧目是明梁辰鱼的《浣纱记》，其余重要的剧目如明汤显祖的《牡丹亭》、清洪升的《长生殿》等。弋阳腔以其灵活多变的特点对各地的方言小戏发生重要影响，使得各地小戏日益增多，如各种高腔戏。 明末清初，北方以陕西西秦腔为代表的梆子腔得到很快的发展，它影响到山西的蒲州梆子、陕西的同州梆子、河北梆子、河南梆子。这种高亢、豪爽的梆子腔在北方各省经久不衰。晚清，由西皮和二黄两种基本曲调构成的皮黄腔，在北京初步形成，由此，产生了影响遍及全国的京剧。 明清时期，器乐的发展表现为民间出现了多种器乐合奏的形式。如北京的智化寺管乐，河北吹歌，江南丝竹，十番锣鼓等等。明代的《平沙落雁》、清代的《流水》等琴曲以及一批丰富的琴歌《阳关三叠》、《胡茄十八拍》等广为流传。琵琶乐曲自元末明初有《海青拿天鹅》以及《十面埋伏》等名曲问世，至清代还出现了华秋萍编辑的最早的《琵琶谱》。明代末叶，著名的乐律学家朱载育计算出十二平均律的相邻两个律（半音）间的长度比值，精确到二十五位数字，这一律学上的成就在世界上是首创。
近现代时期 这一时期始自清代末叶的鸦片战争，在历经一系列反帝反封建的农民革命，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百多年来，音乐文化的发展交织着传统音乐和欧洲传入的西洋音乐，但音乐文化的发展是以民主，科学为主要潮流的。 传统音乐首先以革命民歌的发展为以热潮，如反映太平天国革命的《洪秀全起义》，抗议沙俄入侵的《迫迁歌》，“五四”时期痛斥军阀出卖祖国镇压百姓的城市小调《坚持到底》，《苦百姓》等，在红色根据地，边区，解放区，革命歌曲更具有优秀的传统，如《天心顺》，《绣金匾》等。戏曲音乐中京剧的形成影响及于全国，出现了程长庚、谭鑫培以及后来的梅兰芳、程砚秋、周信芳等一代名优。各种地方小戏、评剧、越剧、楚剧等也获得了较快的发展，民族器乐则以民间出现各种器乐演奏的社团为特点，如“天韵社”，“大同乐会”等等。这反映出民族器乐的发展有着深厚的民间活动基础。这种民族音乐民间活动的特点造就出许多卓越的民间艺人，其中华彦钧（瞎子阿炳）就是杰出的代表。此外，各种琴谱、琵琶谱的编定、出版也多了起来。 西洋音乐的传入中国虽可以上溯到元、明时期，但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影响于中国应当是清末民初的学堂民歌运动。当时一些要求效法欧美，富国强兵的维新派知识分子倡导了这一运动，如梁启超、沈心工、李书同等。学堂乐歌作为学生音乐教材，以宣传爱国反帝，拥护共和，以及学习欧美科学文明为内容，如《中国男儿》，《体操——兵操》等，这些乐歌不仅流传于学校，而且广泛影响到社会各界。这些乐歌多借用外来曲调填词，也有少数根据本国曲调填词，还有少数创作曲调。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我国开始兴起了传播西洋音乐，改进国乐的音乐活动，并建立了一些音乐社团，如“北大音乐研究社”、“中华美育社”、“国乐改进社”。 而专业音乐教育最初就是在这些音乐社团的基础上建立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肖友梅又在上海创建国立音乐院，这是正规专业音乐教育的开始。肖友梅呕心呖血，毕生献给了我国早期专业音乐教育事业。“五四”时期，著名的语言学家、作曲家赵元任是我国早期专业音乐创作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注意民族语言音调同歌曲音调的结合，善于吸收传统音乐中的营养，写出了《卖布谣》，《教我如何不想他》等流传至今的作品。民族音乐家刘天华则从学习西洋音乐中探索改进国乐的道路，创办了“国乐改进社”，写出了《光明行》、《空山鸟语》、《病中吟》等二胡独奏曲，并且把二胡纳入专业音乐教育课程。黎锦晖创作了大量的儿童歌舞剧，如《小小画家》、《麻雀与小孩》以及歌舞表演剧《可怜的秋香》等，这些作品也是我国新歌剧创作的的早期探索。 王光祈作为我国第一代音乐学家，在中国音乐史学以及比较音乐学上具有开创性的贡献。三十年代著名的音乐教育家，作曲家黄自对专业音乐教育的巩固和提高做了大量工作。他培养出一批专业音乐工作者如刘雪庵，江定仙，贺绿汀等，他创作的《玫瑰三愿》、《南乡子》等艺术歌曲仍然回响在今天的音乐会舞台上。他还写出了我国第一部清唱剧《长恨歌》。这一时期，专业音乐的发展以歌曲为主要体裁，器乐曲相对来说较为薄弱。但在器乐作品民族化方面也出现了一些较好的作品，如贺绿汀的钢琴曲《牧童短笛》，瞿维的钢琴曲《花鼓》，马思聪的小提琴曲《内蒙组曲》，马可的管弦乐曲《陕北组曲》，民族器乐曲如《春江花月夜》，以及华彦钧的《二泉映月》。
中国音乐剧的发展与现状中国音乐剧的发展现状篇2
音乐剧在中国的现状及发展
一、了解音乐剧
音乐剧(Musical)，别称歌舞剧，一种近似轻歌剧(operetta)的戏剧体裁，但通常指美国的从纽约百老汇发展起来的音乐表演。对于音乐剧的概念和定义，有的音乐学家认为：“音乐剧的构成成分太过复杂，呈现出的艺术面貌极其多样，很难用一种定义来全面准确地加以概括。”而另一方面，一个多世纪以来各国的专家学者也曾尝试对其进行力求准确的表述。美国音乐剧研究专家斯坦雷·格林曾在《音乐剧的世界》，一书中写道：“音乐剧从根本上说是漂亮的服装、快乐的舞蹈和轻松、富有情趣的音乐与台词组成的戏剧。”《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对音乐剧的解释为：“音乐剧是戏剧表演的作品，具有激发情感而又给人娱乐的特点，简单而又与众不同的情节，并伴有音乐、舞蹈和对白。”而我国的戏剧家黄定宇先生认为：“音乐剧，应该是以戏剧(尤其是剧本Book)为基本，以音乐为灵魂，以舞蹈为重要表现手段，通过音乐、舞蹈、戏剧三大元素的整合来讲故事、刻画人物、传达概念的表演艺术娱乐产品。”如果我们将各种对音乐剧所下的定义进行分析和对比，最终可以提炼出三个最具有共性的词语：戏剧、音乐、舞蹈，可以说这三种原本属于不同领域的艺术形式有机地组合在一起，便创造出了一种崭新的艺术形式——音乐剧。
从发展源流而言，音乐剧从欧洲古典歌剧中吸取了大量的艺术养分。其起源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的轻歌剧(operetta)、喜剧(Comedy)和黑人剧(MinstrelShows)。从历史渊源来看，英国伦敦西区和美国纽约百老汇被认为音乐剧的发源地。由于历史和文化的背景不同，英、美两国的音乐剧在演出形式上略有差异。英国的音乐剧以轻歌剧、话剧为主要形式，内容多与莎士比亚、莫里哀、易卜生的戏剧背景相关，而舞蹈大多近于芭蕾：美国的音乐剧更多受到了黑人爵士音乐的影响，舞蹈则综合了爵士舞和踢踏舞的技巧，幽默和喜剧性色彩比较浓烈。戏剧本身就是一种综合艺术，与话剧相比，音乐剧更是充分发挥了戏剧的综合性特点。在表现手段上，音乐剧可大致分为音乐戏剧、舞蹈音乐剧和歌剧式音乐剧三种。在西方音乐剧一百多年的发展历史中，从早期二、三十年代的《演艺船》、《引吭高歌》、《波吉与贝丝》，到五十年代的《西区故事》、《窈窕淑女》，六十年代的《屋顶上的提琴手》、《你好，多丽》、《啊，加尔各答》，七十年代的《耶稣基督超级明星》、《油脂》、《艾维塔》，一直到九十年代的《猫》、《歌剧魅影》、《西贡小姐》、《悲惨世界》、《美女和野兽》，音乐剧一直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中。短短一百多年时间里，它在西方获得迅速发展并广泛传播至世界各地，形成二十世纪音乐领域一个令人瞩目的艺术现象。
二、音乐剧在中国的现状
自音乐剧被引入中国以来，它一直受到国内音乐界的关注。1989年，中国出现了第一部音乐剧《山野的游戏》，而前一年在北京演出的《搭错车》虽然没有打出“音乐剧”的旗号，但已经有了音乐剧的雏形。随后，音乐剧开始被中国音乐界接纳，许多戏剧界和音乐界的专家也开始关注和操作音乐剧，先后出现了《秧歌浪漫曲》、《白蛇与青蛇》、《四毛英雄传》、《未来组合》、《月光摇篮曲》、《夜半歌魂》、《快乐的推销员》和《香格里拉》等。
中国音乐剧事业方兴未艾，音乐剧艺术教育也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中央戏剧学院、上海戏剧学院、上海音乐学院、北京舞蹈学院等艺术院校开始开设音乐剧专业。为了提高音乐剧创作、实践中多学科综合的总体意识，逐渐创建中国音乐剧教育与实践的科学体系，中国音乐剧研究会专门成立了教学专业委员会。音乐剧的人才培养也被艺术教育界重视，中央戏剧学院、北京舞蹈学院等都开办了音乐剧培训班，中央戏剧学院的学员还演出了《想变成人的猫》和《西区故事》。
同时引进国外优秀经典音乐剧来国内演出一时成为业界风潮。如安德鲁·韦伯的经典作品《猫》、《剧院魅影》等作品良好的市场反应，也促使人们谋求中国本土音乐剧更大的发展。然而本土音乐剧创作和演出依然没有高质量的作品推出，票房反应冷淡和批评者的苛刻声音无疑是对创作发展的一种打压。而音乐剧到底是什么，一般观众依然很难说清楚。中国音乐剧发展缓慢，笔者看来有如下三方面的原因：
1、缺少一体化的音乐剧创作制作班子：我国不乏有在编剧、作曲上颇有造诣的专业人士，也有出类拔萃的歌唱和舞蹈演员，但在音乐剧的创编、制作：、演出、营销过程中，创作研究与艺术产业化进程显然结合不够密切。国内专家们的讨论大部分停留在音乐剧的表演和制作样式上，对于音乐剧的产业化运作却很少关注。
2、市场定位不清晰：经过一系列国外经典剧目“奠基”，中国音乐剧市场近年来逐步形成，但同时也让中国一些音乐剧创作者产生了一个误区，认为音乐剧就要大制作、大产出，于是推出了一些“大手笔”，遗憾的是市场反响和观众口碑不尽如人意，盲目的：大投资、大制作，首先意味着高成本，再加上演出档期短，票房回收时间短，最终必定导致高票价，更多观众则被拒之门外。对市场没有准确判断而盲目创作的作品，肯定会遭到市场的无情打击。
3、未充分考虑中国的文化特质：我们在中国发展音乐剧艺术和音乐剧产业，有自己的特殊国情——特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发展中国音乐剧时要了解并熟悉中国文化、中国观众的历史与现实，充分了解音乐剧观众的审美习惯、当代趣味和整体社会的消费水平。
4、通过市场检验需要一个过程：中国的音乐剧还处在起步阶段，作为创作者来讲，在制作音乐剧的过程中也是在不断地摸索，要一下子达到某种状态显然是勉为其难。中国本身的地域差异、城乡差异，也会使音乐剧形成多元并存的格局。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观众已经远离剧院很远，要逐步培养成熟固定的观众群也需要一定时间。
三、如何发展中国音乐剧
中国的本土音乐剧已经发展了近二十年，而到现在依然没有一部在市场上反响强烈的成功之作。从近年来几部国产的音乐剧来看，比如讲述凄美爱情故事《雪狼湖》，反映巴蜀文化的《金沙》，根据曹禺先生名著改编的《日出》等都是上演一段时间后便销声匿迹：2007年7月投资五千万、中西连袂打造的《蝶》，从目前看国外巡回演出的可能性不大，因为成本太高，国内巡回演出可能也只是局限在个别城市。中国音乐剧市场一直呈疲态发展，如何使中国本土音乐剧更好地生根发芽走向国际舞台，应该在观念和做法上有哪些改进和更新，这是业内人士最为关心的：1、音乐剧是舶来品，抛开文化背景差异和发源地等因素，音乐剧在美国取得成功并常盛不衰的原因顿值得研究和思考。发展音乐剧除了需要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优美动听的音乐、赏心悦目的舞蹈、逼真变幻的舞美设计之外，艺术观念和市场操作也要与世界接轨。
2、任何一种外来文化都必须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能开花结果，音乐剧发展也需要与地域融合，体现中国特色。纵观西方音乐剧的作品的创作，很大一部分是以经典文学作品为脚本进行音乐的戏剧化的创作。这种理念的创作，一方面容易让观众接受音乐剧的故事(本身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文学作品)在审美上产生亲和力，另一方面会使观众的注意力更多的放在音乐本身上。这种思路的创作为中国的音乐剧创作提供了一种条可以借鉴的文化传承之路。中国要创造出具有自身文化特色的音乐剧，势必要在文化移植和转化上下苦工夫。
3、音乐剧是在商业运作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应该在创作之初就要考虑市场回报，其演出要完全按商业化的程序来操作。在市场经济操纵下，音乐剧把音乐家、制作人和商业化运作的机构用公司的形式组织起来，迎合大众娱乐的需求，通过市场和票房来回收投入。所以从创作一开始直到演出以及演出后的音像制品的制作发售等，全都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新闻媒体如何介入，电视报道中只允许多少秒的演出镜头，演出多少场后才可以制作成音像制品，其他剧团如何搬演以及搬演后利润如何分成，诸如此类的问题都要进行严格的经济核算。由阿兰·鲍伯利作词、米蝎尔·勋伯格作曲的法语版《悲惨世界》在1980年在巴黎上演时反映平平，后由著名音乐剧制作人麦金托什重新组织人马将之改成英语版，靠成功的商业化操作使作品起死回生，此后几十年盛演不衰。这是个能说明问题的典型案例。
中国的音乐剧还处于初始阶段，音乐剧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与我们的本民族文化要互动交流，平等对话。我们期待中国音乐剧融入到中国的文化之中使其绽放艺术光彩从而走向世界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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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音乐剧的发展与现状中国音乐剧的发展现状篇3
摘要：中国有着几千年的悠久历史，在这片土地上也存在着悠久的音乐历史。有据可考的中国音乐可以追溯到八千年前，而在这漫长的八千年里，中国音乐也在不断发展。在经历了缓慢发展、逐渐繁荣、多元素融合、故步自封、重新发展的各个阶段之后，如今的中国音乐类型、内涵更加丰富。
关键词：中国传统音乐 传统乐器 革命歌曲
一、古代音乐
中国最悠久的音乐历史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2001年在我国河南省舞阳贾湖遗址出土的用鹤骨打孔制成的七孔骨笛可以说是现今世界上已发现的最古老的乐器，可追溯到八千年前。现在大量出土的同时代的陶埙、骨哨预示着当时的人们就已具备基本的音乐需求。根据现存文献的记载，当时人们主要通过音乐表达对农业生产的描述，以及对自然力量的敬畏。其后出土的夏、商、西周等时代盛行的鼓、编钟、磬等都说明我国有极其丰富的音乐文化资源。那个时期我国音乐以五声音阶为主，其后才逐渐出现了七音乐器和作品。到了汉代，国家开始建立专门搜集、编制音乐的政府部门“乐府”，后来“乐府”一词逐渐演变为带有音乐性的诗歌体裁。在之后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丝绸之路的出现，西域文化传入我国，我国传统音乐被注入了新的元素。但总体来说，汉代以前，中国传统音乐的发展是非常缓慢的。隋、唐时期可谓是我国古代音乐的巅峰时期，由于国泰民安、国家富足，人民开始重视起精神文化的发扬，音乐成了他们生活、娱乐的主要项目。同时，随着多元文化的渗入，唐代音乐非常繁荣，音乐教育也开始萌芽，甚至出现了许多音乐教育机构，如梨园、教坊、大乐署。我国传统音乐传至清代，民间普及程度已非常高。在这一时期，社会上既有高雅音乐又有民间小调，地域音乐特色异彩纷呈，民族音乐形式种类丰富多彩。既有北方的山东大鼓，又有南方的浙江道情；
既有汉族秧歌，又有维吾尔族木卡姆。总体上，中国古代传统音乐几千年的历史经过唐朝、清朝两段高峰已具有相当高的艺术成就，不论是各种音乐的种类还是所表达的音乐内涵，都可称得上是我国传统音乐历史中的瑰宝。
二、近现代音乐
从十六世纪起，西洋音乐开始传入我国，以独立形式存在于我国宫廷。十九世纪末，随着中国沿海口岸被迫开放，洋人大量涌入，西洋音乐在我国大规模传播，民间开始吸纳西洋音乐元素，形成中西结合的特色音乐曲风。二十世纪初，许多留洋音乐家陆续回国，在国内演奏欧洲古典音乐作品，传授西方音乐基础知识，西方音乐在城市内大受追捧，其现象在上海最为显著。三十年代，上海许多歌舞厅开始演奏中西结合的新音乐，留声机里时时传出有中国传统音乐旋律的西洋爵士音乐。这个时代，传统音乐与西洋音乐大肆碰撞，相互结合再创作出脍炙人口的通俗音乐。当时国内已有电影产业，随着电影公映，人们的娱乐生活得到满足，电影音乐也在群众中流行起来。当时较为出名的流行音乐《天涯歌女》《渔光曲》均是出自电影主题曲。二十世纪上半叶，我国音乐另一大分支当属革命歌曲。当时正经历着抗日战争的祖国人民渴望着能够表达他们内心愤怒与斗志的音乐作品出现。处在特定的历史时代，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国内音乐家们开始创作表现时代背景，唤起民族共鸣的革命歌曲，其中许多作品，如：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仍收录在现今青少年音乐课程教材中。其中苏联歌曲对这一时代中国音乐的影响巨大。革命歌曲中不仅有在西洋音乐基础上填词创作的作品，也有改自传统民歌的革命作品。这个时代的音乐风格强烈，特征明显，十分具有时代特色。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中国实行文化大革命，西洋音乐曲目被全面禁止，国内主要音乐形式只有以《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白毛女》等革命样板戏。由于缺乏艺术丰富的艺术形式，也缺少音乐创作的包容环境，这个时期我国音乐创作可以说是停滞不前的。尽管这一阶段我国与外国在音乐交流方面行动为零，国内许多音乐形式也被禁止，但“样板戏”在京剧与西洋乐器的结合中形成了独特的风格。
三、当代音乐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开始走改革开放的道路，人们思想逐渐放开，世界各类元素涌入国内，我国流行音乐开始结合世界上的各种音乐风格、创作理念和技巧方法，产生了有新的风格的作品。同时，随着中国音乐“走出去”，中国民歌开始受到世界范围的关注。维也纳金色大厅每年都会在中国春节期间举办中国新年音乐会，中国民歌歌手也常常出现在世界级的交流演唱会上。
在中国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中国音乐一直紧跟着历史的步伐。从八千多年前开始，音乐就成了中国人民表达对劳作的赞颂、对自然的敬畏、对生活的畅想的最佳载体。同时在纷繁历史的变迁中，在地域文化的交融中，中国音乐也一直慷慨地包容着各种音乐元素、思想内容和表达方式。因此形成了中国多元音乐文化的现状。但音乐历史的脚步并非稳步前进，从古代到近代，再到当下，中国音乐的发展经历过缓慢发展、百花齐放、引入西洋音乐、禁止西洋音乐、“样板戏”、更加开放等过程。对这些阶段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对中国音乐发展的了解，以及对特定历史环境下产生的音乐风格的理解。
参考文献：
[1]赵佳梓.亚洲各国音乐[j].音乐爱好者，1990，（02）.
[2]王爽.全国音乐考级工作会议在京召开[j].儿童音乐，2002，（03）.
[4]music and cognitive abilitie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vol.14，no.6 （dec.，2005），pp.317-320journal.
作者简介：贾睿佳，长春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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